怎樣修行得全真

怎樣修行得全真

道教有全真、正一兩大派系。因受影視劇的影響,大眾對全真道存有很大誤解;又因為全真道也有出家修行的教義,所以人們總是把全真道與釋教的修行混為一談。

要明白“全真”二字要義,就不得不讀全真教祖師王重陽所作的《立教十五論》。讀明白了“十五論”的主旨,才可通全真修行之一二。

前北師大校長陳垣先生曾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書中提及在南宋時期北方出現的三個新道派,分別是全真道、真大道和太一道。之所以稱“新”,是指這三個教派在教理教義和修持方法上都與之前的道教有很大不同,而全真道又獨得三家妙要。

重陽祖師曾提到:“人心常許依清靜,便是修行真捷徑。”也就是說,重陽祖師強調對心性的煉養,同時兼顧性命雙修之事。這也正是全真煉養的真心、真形。

“全真”二字,最早可見于《淮南王書》,其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行”,這是講人們在修行時要保養性命之真,不要被外物牽累身形。全真道自立教之初便強調性命雙修,外以延壽益命,內以忘言無心,身心皆不著於萬物,使修行人真正實現內外空明的境界,由此才可以見得身中真元一性。

人在後天成長的過程中,總會因為物欲的誘惑而蕩散了精炁神。全真修行意在全自我本性之真,從後天的性命入手,施以適當的煉養手段,使人能夠“複歸於嬰兒”,即回到先天之真我。若果能如是,便是得了修道的終南捷徑。

如何去“全性保真”?重陽祖師在《立教十五論》中著重強調了一點——“得中”。天下萬事,莫不由陰陽組成,修行事既不能執陰,亦不能執陽,更不執著於執。唯當做到空無所空,才能明白陰陽運化的中空之妙。

祖師以住庵、雲遊、學書、合藥、蓋造、合道伴、打坐、降心、煉性、匹配五炁、混性命、聖道、超三界、養身之法和離凡世這十五個論為主題,其實是在由淺入深地一步步闡明從人道至仙聖的修持方法。

論及人道時,祖師認為道人若想要安穩身心,需要先住庵,使“身有依倚”,才能“心漸得安”。又論雲遊之方,告誡眾等莫要“勞形費力”,而應“問道無厭”。同時,學書、合藥、蓋造、合道伴等內容,皆是以道、經、師為參學之首。

祖師恐門人弟子不得入道之門,遂以此六論內容引人入道,此是第一層要義。意在說明所住之庵、所遊之地、所合之藥並及所選道伴等等,皆是有形有色之相,過於偏執此內容,就會使人難悟真空。可是,若是不以物而存,修道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一切言說、理念都將成為紙上談兵。

學道的妙處,在於空色之間。祖師在“論學書”中寫道,“若不窮書之本意”,則“無益于修行”。這份“意”,掩藏在文字背後,又不可以口說言明,唯有體悟才可得其真妙。

修行之理也正是如此。所有身體上的修持均是心性上的把控,待到可以“離凡世”之時再回頭看,會發現最初的六論內容雖然均立足於凡塵,卻是句句在強調如何使心性超越凡塵。只是要先歷經一場塵俗,才能明白如何從塵中脫塵。祖師並沒有否定物質性的修行,卻也更強調對物質的超越。

前六論是出家修行之依存,第七至第十論則是為道修真之方法。在這四論中,祖師用最直白的語言告訴眾人,修道之要事重在打坐、降心、煉性,匹配身中五炁以合道真。全真道所強調的性命之功,全在此四論中說得明白,且重點只在於“論煉性”中的“得中”二字。

學道修真,離不開打坐這一關。究竟何為打坐,又應該如何坐,世人多有昏迷,只認為身體端然靜坐便是修持,這還是著了外相。真打坐,不是為了坐,而是要通過坐的形式去調養心性。

祖師以調琴、鑄劍來喻煉性,告知世人在面對世事紛雜時,不可以緊、也不可以松,不可以鋼、也不可以軟,取其中和之道,才是鑄煉之基。天地大美之音在於陰陽調和、五行匯通,其最佳狀態是萬物得中,人身性命也不外於此。

不論是煉性還是養命,重在不無不有、不著不空之妙。通過打坐所悟得的狀態,正便與此相合。所以祖師說,身打坐是虛坐,心打坐才是真坐。心中若空,身才可得真靜。

道祖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無皆是道之運化,執著于任何一方都是對大道的偏頗,唯當二者皆嫺熟於心,便可明瞭大道自然。此理,也當是修道人超越三界之方。

打坐之目的在於降心煉性,使身中五炁可以匹配得中,此是全身心性命之真。假此全真之性命,方可超三界之有限。

欲界、色界、無色界,此三界是人欲、物欲和空念的三個修真階段。只要還在三界之內,便是心有所念。祖師又在“論超三界”中強調,心忘慮念、忘諸境、忘空見。唯有忘忘,才是臻達仙聖之鄉、玉清之境的唯一路徑。

在此基礎上,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推出“論養身之法”的主旨。人在凡塵時,雖然勤修性命,但是仍不免對有形有相之身產生依戀。

祖師強調,修道人要做到“去住自然”,要明白天地皆是須臾一瞬,萬物本來“不空不有,無後無前”。生生死死不過是形體的變化,又何必貪戀有形之短暫,而忽略了我心之無窮呢?

若生偏執,便難以去做一個“真人”,這是修行者的大病。

對真修行來講,哪怕身體還在凡塵,心性卻可以纖塵不染。身心本是一體,仙塵也未曾隔離。陰陽若能取其中,便通曉了“十五論”層層推進的修行主旨,於是也就參悟出了全真要義。

全真道不只是修行煉丹,悲天憫人才是最高理想!

全真道不只是修行煉丹,悲天憫人才是最高理想!


既然哀歎生命的無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個方法去接受這種無常、淡看這種無常並最終超越這種無常。此是祖師修道的緣由,也是祖師希望把這一點作為濟世思想的終極目的。

全真教的興起,開啟了道教史上的全新一頁。在佛教和儒家理學思潮的相互影響下,全真教的祖師們更側重于性命雙修的內容,因此在宗教生活上也開始傾向於從“為帝者師、皇者師、王者師”的政治生活中超越出來,轉而更追求個人在修行上的精進。

重陽祖師在《立教十五論》中談到“養身之法”時說道:“不可願歸,不可戀世,去住自然矣。”這大抵奠定了全真教開始以雲遊參訪,為修行生活主要方式的基礎。

如馬鈺祖師在初掌教的時候,依舊尊崇祖師教誨,以清修為主,不事佈道傳教和興修道觀而俗務。

《盤山錄》說:“丹陽真人以悟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雲:修行之人,當觀此身如一死囚,牽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為念事事割棄,雖有聲色景物紛華,周匝圍繞,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念念盡忘,此身亦舍,何況其他?以此煉心,故見功疾。”正是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早期全真祖師在教導門下弟子的時候,多是從個人修行的方面去進行一定的規誡。這一點也正是後來明朝皇帝認定全真教只懂個人清修而于家國無益之濫觴。

但是如此結論,只能說明其對全真教的瞭解僅局限於表面形式化的內容。

全真教的出世與入世

道教的出世和無為與積極入世並不矛盾。當年邱祖不遠萬里西行去面見成吉思汗,並獻上出於一個宗教人士悲天憫人情懷的止殺之語,這可以說是對當朝政治最有效的參與方式。全真教對政治上的熱情,只是不再表現為積極參與到政事中或者如早期天師道一樣,形成某種具有政治意味的團體組織,而是選擇了順應時代潮流的慈悲濟世的方式,去實現某些通過強權政治無法實現的某一目標,即慈心度世。

以祖師修道經歷為例,當年重陽祖師尚未修道之前,其家族財產在當地也是富甲一方。但祖師從不因勢欺壓窮人,而是一直身懷著惻隱之心而賑濟窮困。據記載,曾有一年陝西鬧饑荒,從四方趕來的放糧饑民趁亂把王家洗劫一空。在官府抓住帶頭鬧事的人後,祖師卻勸說官方放了饑民。因為這一件事,祖師的聲名在當地大振。後來祖師又參加過開科取士,最終卻做了一個收酒稅的官吏,終無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付與政治場上,遂把追求轉向了對個人生命本身的關注。這也是祖師開始修道的緣由。

除了自身的經歷外,當時天下格局紛亂,關中地區戰亂不斷,很多人喪命在無情的戰火中。這既是天災,同時又是人禍。若是連性命都無法保全,豈還會在乎身外之財?而且在祖師的家中有一個遺傳的問題,就是每代人的壽命都不會太長,這更增加了祖師出家修行的意願。“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從祖師自稱王害風開始,其對生命的認知就已經超越了普通的世俗享受,而是希望能找到一條可以超脫生死的道路。

在祖師眼中看來,關於天下大治,關於積極入世,最終的目的是要為民增福增壽,這和出家修行的終極目標是相通的。每個人最需要拯救的,必將是自我的人生。縱然當時祖師還未有成立任何教團,但這樣的濟世思想是已經具備了早期宗教色彩的。況且,濟世並不單純地是宗教自身的理想,是完全可以上升到政治理想的高度的。

後來祖師歷經甘河遇仙、活死人墓清修、山東度七子等等事件,再到成立多個以“三教”為主旨的修道團體,全真道的基本規模也已形成。

既然強調“三教合一”,且最終的歸宿點還是落在每個個人本體的修行之上,強調個人在世間應該做好當下的修行,這正是解決當朝政治氛圍中在極力強調家國邦圖的爭奪中,最缺乏的安全感難題的最好方式。

既然哀歎生命的無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個方法去接受這種無常、淡看這種無常並最終超越這種無常。此是祖師修道的緣由,也是祖師希望把這一點作為濟世思想的終極目的。

全真道並不是一個出世的宗教

當然,這一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宗教救世情結不可能憑藉一人一己之力完成。重陽祖師仙去後,其門下七位弟子也以各自的方式在佈道濟人。

馬鈺祖師曾寫過一首《踏雲行》,詞中提到:“ 興盡當歸,關遊長便,大家共把愚迷勸。一開一悟一回頭,同心同德同歸善。”詞中所表現出來的濟度世人的情愫,足以可以證明當年重陽祖師的宗教理想是得到了很好的繼承。

儒士范懌在為譚處端的《水雲集》所作序中稱其:“行化度人,從其教者,所至雲集”,以此來證明譚祖同樣在秉持祖師的宗教理想。

而邱祖曾勸降地方起義、不遠萬里西行進言等等,看似是對朝廷“屈從”的行為,背後潛藏著的都是悲天憫人的更大情懷。

當日邱祖覲見成吉思汗時所答,曰:“夫天道好生而惡殺,止殺保民,乃合天心。順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況民無常懷,惟德是懷;民無常歸,惟仁是歸,若為子孫計,無如布德推恩,依仁由義,自然六合之大業可成,億兆之洪基可保。”句句都是以民為旨。在邱祖的言論中有意抹去了過於濃厚的政治誘導色彩,而是以百姓安樂、天下太平的眾人心中的共同願景為敘述主旨,這自然可以得到歷經連年征伐之苦的成吉思汗的讚賞。

以重陽祖師和邱祖為代表的全真教所秉持和闡發的宗教理想,與以成吉思汗為代表的政治階層的家國理想,二者在終極目標上是完全相符的。

正基於此,儘管全真道一直宣導的是出世的思想,要求教徒遠離塵俗、出家修行,但從全真道早期祖師和朝廷之間的互動來看,這種或建立道觀闡化一方或獨自隱修開悟人天的修道方式,都不是棄萬民於不顧的。

自古神仙本來由人做,人道盡後才能行天道。清朝時期對邱祖的冊封以及對他偉大功績的認可,也正是說明以更加注重個人清修的全真道的存在是應和當時歷史發展必然的。當人們在戰亂中希望尋求到精神上的寄託、生理上的寄存時,正是全真道的出現,保證了戰火中百姓們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雙方面需求。

以此看來,全真道並不是一個出世的宗教。若僅僅以獨善其身的角度來理解“全真”二字也就太過於片面化了,否則全真道也就不可能成為道教發展到今時而呈現一家獨大的教派景象。而關於全真道在當今社會中,如何保持更積極意義的話題,相信從歷代祖師的行徑和教義也就可以窺得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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