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不只是修行煉丹，悲天憫人才是最高理想！
既然哀歎生命的無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個方法去接受這種無常、淡看這種無常並最終超越這種無常。此是祖師修道的緣由，也是祖師希望把這一點作為濟世思想的終極目的。
全真教的興起，開啟了道教史上的全新一頁。在佛教和儒家理學思潮的相互影響下，全真教的祖師們更側重于性命雙修的內容，因此在宗教生活上也開始傾向於從“為帝者師、皇者師、王者師”的政治生活中超越出來，轉而更追求個人在修行上的精進。
重陽祖師在《立教十五論》中談到“養身之法”時說道：“不可願歸，不可戀世，去住自然矣。”這大抵奠定了全真教開始以雲遊參訪，為修行生活主要方式的基礎。
如馬鈺祖師在初掌教的時候，依舊尊崇祖師教誨，以清修為主，不事佈道傳教和興修道觀而俗務。
《盤山錄》說：“丹陽真人以悟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雲：修行之人，當觀此身如一死囚，牽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為念事事割棄，雖有聲色景物紛華，周匝圍繞，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念念盡忘，此身亦舍，何況其他？以此煉心，故見功疾。”正是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早期全真祖師在教導門下弟子的時候，多是從個人修行的方面去進行一定的規誡。這一點也正是後來明朝皇帝認定全真教只懂個人清修而于家國無益之濫觴。
但是如此結論，只能說明其對全真教的瞭解僅局限於表面形式化的內容。
全真教的出世與入世
道教的出世和無為與積極入世並不矛盾。當年邱祖不遠萬里西行去面見成吉思汗，並獻上出於一個宗教人士悲天憫人情懷的止殺之語，這可以說是對當朝政治最有效的參與方式。全真教對政治上的熱情，只是不再表現為積極參與到政事中或者如早期天師道一樣，形成某種具有政治意味的團體組織，而是選擇了順應時代潮流的慈悲濟世的方式，去實現某些通過強權政治無法實現的某一目標，即慈心度世。
以祖師修道經歷為例，當年重陽祖師尚未修道之前，其家族財產在當地也是富甲一方。但祖師從不因勢欺壓窮人，而是一直身懷著惻隱之心而賑濟窮困。據記載，曾有一年陝西鬧饑荒，從四方趕來的放糧饑民趁亂把王家洗劫一空。在官府抓住帶頭鬧事的人後，祖師卻勸說官方放了饑民。因為這一件事，祖師的聲名在當地大振。後來祖師又參加過開科取士，最終卻做了一個收酒稅的官吏，終無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付與政治場上，遂把追求轉向了對個人生命本身的關注。這也是祖師開始修道的緣由。
除了自身的經歷外，當時天下格局紛亂，關中地區戰亂不斷，很多人喪命在無情的戰火中。這既是天災，同時又是人禍。若是連性命都無法保全，豈還會在乎身外之財？而且在祖師的家中有一個遺傳的問題，就是每代人的壽命都不會太長，這更增加了祖師出家修行的意願。“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從祖師自稱王害風開始，其對生命的認知就已經超越了普通的世俗享受，而是希望能找到一條可以超脫生死的道路。
在祖師眼中看來，關於天下大治，關於積極入世，最終的目的是要為民增福增壽，這和出家修行的終極目標是相通的。每個人最需要拯救的，必將是自我的人生。縱然當時祖師還未有成立任何教團，但這樣的濟世思想是已經具備了早期宗教色彩的。況且，濟世並不單純地是宗教自身的理想，是完全可以上升到政治理想的高度的。
後來祖師歷經甘河遇仙、活死人墓清修、山東度七子等等事件，再到成立多個以“三教”為主旨的修道團體，全真道的基本規模也已形成。
既然強調“三教合一”，且最終的歸宿點還是落在每個個人本體的修行之上，強調個人在世間應該做好當下的修行，這正是解決當朝政治氛圍中在極力強調家國邦圖的爭奪中，最缺乏的安全感難題的最好方式。
既然哀歎生命的無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個方法去接受這種無常、淡看這種無常並最終超越這種無常。此是祖師修道的緣由，也是祖師希望把這一點作為濟世思想的終極目的。
全真道並不是一個出世的宗教
當然，這一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宗教救世情結不可能憑藉一人一己之力完成。重陽祖師仙去後，其門下七位弟子也以各自的方式在佈道濟人。
馬鈺祖師曾寫過一首《踏雲行》，詞中提到：“ 興盡當歸，關遊長便，大家共把愚迷勸。一開一悟一回頭，同心同德同歸善。”詞中所表現出來的濟度世人的情愫，足以可以證明當年重陽祖師的宗教理想是得到了很好的繼承。
儒士范懌在為譚處端的《水雲集》所作序中稱其：“行化度人，從其教者，所至雲集”，以此來證明譚祖同樣在秉持祖師的宗教理想。
而邱祖曾勸降地方起義、不遠萬里西行進言等等，看似是對朝廷“屈從”的行為，背後潛藏著的都是悲天憫人的更大情懷。
當日邱祖覲見成吉思汗時所答，曰：“夫天道好生而惡殺，止殺保民，乃合天心。順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況民無常懷，惟德是懷；民無常歸，惟仁是歸，若為子孫計，無如布德推恩，依仁由義，自然六合之大業可成，億兆之洪基可保。”句句都是以民為旨。在邱祖的言論中有意抹去了過於濃厚的政治誘導色彩，而是以百姓安樂、天下太平的眾人心中的共同願景為敘述主旨，這自然可以得到歷經連年征伐之苦的成吉思汗的讚賞。
以重陽祖師和邱祖為代表的全真教所秉持和闡發的宗教理想，與以成吉思汗為代表的政治階層的家國理想，二者在終極目標上是完全相符的。
正基於此，儘管全真道一直宣導的是出世的思想，要求教徒遠離塵俗、出家修行，但從全真道早期祖師和朝廷之間的互動來看，這種或建立道觀闡化一方或獨自隱修開悟人天的修道方式，都不是棄萬民於不顧的。
自古神仙本來由人做，人道盡後才能行天道。清朝時期對邱祖的冊封以及對他偉大功績的認可，也正是說明以更加注重個人清修的全真道的存在是應和當時歷史發展必然的。當人們在戰亂中希望尋求到精神上的寄託、生理上的寄存時，正是全真道的出現，保證了戰火中百姓們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雙方面需求。
以此看來，全真道並不是一個出世的宗教。若僅僅以獨善其身的角度來理解“全真”二字也就太過於片面化了，否則全真道也就不可能成為道教發展到今時而呈現一家獨大的教派景象。而關於全真道在當今社會中，如何保持更積極意義的話題，相信從歷代祖師的行徑和教義也就可以窺得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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