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歲由來

太歲信仰的來歷

俗話說:“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太歲是中國民間信仰中著名的凶神。平時對於難惹的人,也常稱其為“太歲”;對於相貌兇悍者,亦說他“像太歲一般”。那麼,太歲究竟是什麼?其信仰又是如何形成的?

太歲的觀念,與中國古代的星體崇拜和曆法制定有直接關係。

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古人便通過觀測星辰運行以定時令。其中,有兩種重要的天文觀測方法:

一種是以木星(歲星)運行為基準。古人將黃道帶自西向東(即右旋)劃分為十二段,稱為“十二次”。歲星每運行一次,約等於一年,故可用以紀年,並關聯二十四節氣與月份劃分。

另一種方法,是將天穹由東向西(即左旋)劃分為十二區域,用地支“子、醜、寅、卯……”命名,稱為“十二辰”。此法主要用於標記一日十二時辰,以及觀測北斗等恒星的周年方位變化。

這兩種體系方向相反,但分區對應。為解決紀年協調問題,至遲在戰國時期,天文學家便構想出一個與歲星運行速度相同、方向相反的虛擬天體,稱為“太歲”(亦稱歲陰、太陰)。它按照十二辰的方向左旋運行,每年一辰。由於歲星是可見實體,而太歲純屬虛構,古人便將其描述為“左行於地”,即在地下與天上的歲星對稱運動。至此,太歲這一概念正式形成。

歲星右行 太歲左行
雖然太歲並非真實星體,但它卻逐漸被神化,並成為重要的崇拜與禁忌對象。

至遲從西漢開始,民間已普遍相信,太歲每年所在方位(即所謂“太歲方位”),與動土興建、遷徙、嫁娶等事宜的吉凶密切相關。若觸犯其方位,便會招致災禍。

東漢思想家王充在《論衡·難歲篇》中,對此類迷信進行了系統批駁。他寫道:“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又指出當時流行“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的說法,即無論是面向還是背對太歲方位遷徙,都被認為不吉。王充認為這些說法“皆虛妄也”。他的批判,恰恰反證了此類信仰在漢代的盛行。

在民間傳說中,若在太歲方位動土,可能會挖到一種“會動的肉塊”,這被認為是太歲的化身,將導致災禍臨門。這即是“不得在太歲頭上動土”這一俗語的生動來源。唐代筆記小說《酉陽雜俎》中便記載了一則故事:即墨人王豐不信方位禁忌,于太歲方位掘坑,得一鬥大肉塊,蠕動不止。填土後肉塊複出,不久其家人接連暴斃。此類故事在歷代筆記中屢見不鮮,強化了太歲的凶神形象。

有趣的是,現代生物學研究發現,古籍中描述的“肉塊”、“肉芝”,可能是一種罕見的大型黏菌複合體或真菌聚合體,具有生長和移動的特性。古人無法科學解釋,便將其與太歲神話附會。

太歲信仰長期流行於民間,未被列入早期國家正式祀典。然而,自元明以來,最高統治者開始承認並吸納這一信仰。明代在北京設太歲壇(與天壇、地壇等並列),將太歲作為“主宰一歲之尊神”加以祭祀,常與月將、日值之神合祭,這標誌著太歲信仰的官方化與制度化。

與此同時,太歲的形象也經歷了從方位凶神到人格化尊神的演變。在《封神演義》等神魔小說中,殷紂王太子殷郊被奉為“值年太歲之神”,楊任為“甲子太歲正神”,負責監察人間善惡。明代編纂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更是將歷史人物與民間傳說融合,描述殷郊誕生時即被肉團包裹,後受封為“至德太歲殷元帥”。至此,太歲完成了從虛擬星辰、方位禁忌到人格化司歲之神的完整塑造。

太歲信仰根植於中國古代天文學,在發展過程中融入了方位禁忌、物怪傳說與人格化神祇塑造,最終形成了一種貫穿精英文化與民間習俗的獨特信仰體系,其影響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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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的地位-諸經中之最高(上)

金剛經的地位-諸經中之最高(上)
聖嚴法師

《金剛經》中的「無我」就是《心經》中的「五蘊皆空」,不把個人的存在當作永恆不變、最重要、最可貴;同時,也不要把環境中你、我、他的存在當成永恆不變的。如果能有這種認識,對自己的問題就不會放在心上,對於他人帶給你的煩惱,也就不會看得太嚴重。沒有一件事是實在不變的,一切的事如同花開、花謝,皆是因緣所生。許多哲學家為了他的思想、觀念拼命與人爭,認為「人可以死,但是思想一定得堅持到底」,這就是「有我」,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一從有我的煩惱,到無我的解脫

凡是「有我」,一定不離煩惱。假如不把「我」考慮進去,煩惱就會離你而去,即得解脫。「我」是什麼?很多人弄不清楚,以為有個真正存在的「我」,認為所謂的「我」,大概就是指我們的身體。事實上,我們仔細分析、考察一下,除了身體之外,還有心理層面的我、精神層面的我,那是非常抽象的,簡單地說,就是「心理及超心理的活動」。

心理活動是什麼?我們的身體從出生開始,就漸漸地在增加心理活動的頻率。剛開始心裡一無所有,懵懂、無知,然後自渾矇中慢慢開始有學問、知識,有種種自己的、他人的,我們的、他們的,個人的、大家的,對的、不對的,有利的、無利的⋯⋯等的想法、觀念,這些都屬於心理的活動。由於心理活動的表現,進一步就出現了超心理的精神層面。

精神的層面是什麼呢?是從我們身心的行為而產生的影響力。說得更抽象一點,離開我們的身體以外,我們還有精神的生活,例如,此刻諸位在這裡聽講便是一種精神生活。

很多人認為精神生活就是娛樂、藝術或思想,其實,這些都不出乎我們的心理活動。精神層面應該是更高於心理層面,高層次的精神活動是非語言、文字、思想所能表達的,它只能意會,不能言宣。凡是能夠以想像抵達的狀態,還只是心理的層面,不是精神的層面。

所謂意會,也就是體會,只能發出:「啊,我感覺好美!感覺好偉大!」究竟偉大到什麼程度?美到什麼程度?無法說出,也無法形容,只知道感受如此,這就是精神層面。

精神層面的我、心理層面的我,以及身體、肉體生活層面的我,都叫作「有我」。活在這個層次的我,可以說是通常的、世俗的,是高等動物的本能。

我們大部分的人只活在物質的層面上,還不到心理的層面,在心理的層面即有知識、學問、道德、倫理等觀念出現,可以透過教育而完成;不過,透過教育而完成的倫理道德,在能做與不能做、應做或不應做之間,並沒有一定的標準。

在印度的佛陀時代不許做的,到了中國、到了我們這個社會,非要你做不可,還是得做;古代的中國人不准許的,現代的中國人可能就沒有禁忌了,也就是說,時代不同了。物質的環境、物性的層次,大家普遍都是共通的,但是心理的層次,卻沒有一定的公是、公非,沒有絕對的對和錯。這是由於文化背景、風俗地域的不同,倫理、道德的標準也就不一樣。

從一個學佛人的立場來看,這一切的現象我都能接受。我看到人們在物質層面的活動,覺得是正常的;看到他們在心理層面的活動,也覺得是正常的。人家說這個人不道德,沒有倫理觀念,我都覺得是正常的,也都能接受。也可以說,對一個佛教徒而言,沒有什麼事是不能接受的。

即使到了精神層面,也沒有一定的公是、公非,因為其實這都是「我」的問題。哲學家講理性、理念,以及最高的原則,但是東方哲學和西方哲學琳琅滿目,不同的思潮和派別分庭抗禮,各自擁有不同的大師。

所以,從宗教的層面、精神的層面講「我」,也都還是有問題的。因為凡是「有我」就有煩惱,不管是最低的物質層面、心理層面,乃至於精神層面。只要有我,就有煩惱,只有「無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

《金剛經》中的「無我」就是《心經》中的「五蘊皆空」,就是不把個人的存在當作永恆不變、最重要、最可貴;同時,也不要把環境中你、我、他的存在當成永恆不變的。如果能有這種認識,對自己的問題就不會放在心上,對於他人帶給你的煩惱,也就不會看得太嚴重。

沒有一件事是實在不變的,一切的事皆如同花開、花謝。花尚未開的時候,是不是一定開得出花來?不一定。許多花尚未開放就已凋謝,許多的果實尚未成熟便已壞去。任何一件事皆是因緣所生,也就是說,沒有一件事是真的、是我的,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皆然。

但是大多數人都以為精神層面是最高的,所以許多哲學家為了他的思想、觀念拼命與人爭,認為「人可以死,但是思想一定得堅持到底」,這就是「有我」,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站在佛法的立場來看,今天的思想很好,可以給人用;到了明天,當自己有更好的思想觀念出現,就用來取代昨天的;如果別人的思想觀念更好,那就用來取代我的。如果能有這樣的想法,才是「無我」。但是,許多哲學家為了爭論思想上的「真」,至死方休,甚至延至徒子徒孫仍爭個不休,所爭的無非我所「見」,這都是心理層面、精神層面的問題。爭,即有煩惱,如果懂得《金剛經》,就能無爭,也就能解脫。但是無爭,是不是就是一個失敗主義者呢?不是!而是不堅持己見,不認為自己一定是最好,最高明的。

全真道不只是修行煉丹,悲天憫人才是最高理想!

全真道不只是修行煉丹,悲天憫人才是最高理想!


既然哀歎生命的無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個方法去接受這種無常、淡看這種無常並最終超越這種無常。此是祖師修道的緣由,也是祖師希望把這一點作為濟世思想的終極目的。

全真教的興起,開啟了道教史上的全新一頁。在佛教和儒家理學思潮的相互影響下,全真教的祖師們更側重于性命雙修的內容,因此在宗教生活上也開始傾向於從“為帝者師、皇者師、王者師”的政治生活中超越出來,轉而更追求個人在修行上的精進。

重陽祖師在《立教十五論》中談到“養身之法”時說道:“不可願歸,不可戀世,去住自然矣。”這大抵奠定了全真教開始以雲遊參訪,為修行生活主要方式的基礎。

如馬鈺祖師在初掌教的時候,依舊尊崇祖師教誨,以清修為主,不事佈道傳教和興修道觀而俗務。

《盤山錄》說:“丹陽真人以悟生死而了道速,其旨如何?答雲:修行之人,當觀此身如一死囚,牽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為念事事割棄,雖有聲色景物紛華,周匝圍繞,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念念盡忘,此身亦舍,何況其他?以此煉心,故見功疾。”正是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早期全真祖師在教導門下弟子的時候,多是從個人修行的方面去進行一定的規誡。這一點也正是後來明朝皇帝認定全真教只懂個人清修而于家國無益之濫觴。

但是如此結論,只能說明其對全真教的瞭解僅局限於表面形式化的內容。

全真教的出世與入世

道教的出世和無為與積極入世並不矛盾。當年邱祖不遠萬里西行去面見成吉思汗,並獻上出於一個宗教人士悲天憫人情懷的止殺之語,這可以說是對當朝政治最有效的參與方式。全真教對政治上的熱情,只是不再表現為積極參與到政事中或者如早期天師道一樣,形成某種具有政治意味的團體組織,而是選擇了順應時代潮流的慈悲濟世的方式,去實現某些通過強權政治無法實現的某一目標,即慈心度世。

以祖師修道經歷為例,當年重陽祖師尚未修道之前,其家族財產在當地也是富甲一方。但祖師從不因勢欺壓窮人,而是一直身懷著惻隱之心而賑濟窮困。據記載,曾有一年陝西鬧饑荒,從四方趕來的放糧饑民趁亂把王家洗劫一空。在官府抓住帶頭鬧事的人後,祖師卻勸說官方放了饑民。因為這一件事,祖師的聲名在當地大振。後來祖師又參加過開科取士,最終卻做了一個收酒稅的官吏,終無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付與政治場上,遂把追求轉向了對個人生命本身的關注。這也是祖師開始修道的緣由。

除了自身的經歷外,當時天下格局紛亂,關中地區戰亂不斷,很多人喪命在無情的戰火中。這既是天災,同時又是人禍。若是連性命都無法保全,豈還會在乎身外之財?而且在祖師的家中有一個遺傳的問題,就是每代人的壽命都不會太長,這更增加了祖師出家修行的意願。“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從祖師自稱王害風開始,其對生命的認知就已經超越了普通的世俗享受,而是希望能找到一條可以超脫生死的道路。

在祖師眼中看來,關於天下大治,關於積極入世,最終的目的是要為民增福增壽,這和出家修行的終極目標是相通的。每個人最需要拯救的,必將是自我的人生。縱然當時祖師還未有成立任何教團,但這樣的濟世思想是已經具備了早期宗教色彩的。況且,濟世並不單純地是宗教自身的理想,是完全可以上升到政治理想的高度的。

後來祖師歷經甘河遇仙、活死人墓清修、山東度七子等等事件,再到成立多個以“三教”為主旨的修道團體,全真道的基本規模也已形成。

既然強調“三教合一”,且最終的歸宿點還是落在每個個人本體的修行之上,強調個人在世間應該做好當下的修行,這正是解決當朝政治氛圍中在極力強調家國邦圖的爭奪中,最缺乏的安全感難題的最好方式。

既然哀歎生命的無常,那就需要去找到一個方法去接受這種無常、淡看這種無常並最終超越這種無常。此是祖師修道的緣由,也是祖師希望把這一點作為濟世思想的終極目的。

全真道並不是一個出世的宗教

當然,這一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宗教救世情結不可能憑藉一人一己之力完成。重陽祖師仙去後,其門下七位弟子也以各自的方式在佈道濟人。

馬鈺祖師曾寫過一首《踏雲行》,詞中提到:“ 興盡當歸,關遊長便,大家共把愚迷勸。一開一悟一回頭,同心同德同歸善。”詞中所表現出來的濟度世人的情愫,足以可以證明當年重陽祖師的宗教理想是得到了很好的繼承。

儒士范懌在為譚處端的《水雲集》所作序中稱其:“行化度人,從其教者,所至雲集”,以此來證明譚祖同樣在秉持祖師的宗教理想。

而邱祖曾勸降地方起義、不遠萬里西行進言等等,看似是對朝廷“屈從”的行為,背後潛藏著的都是悲天憫人的更大情懷。

當日邱祖覲見成吉思汗時所答,曰:“夫天道好生而惡殺,止殺保民,乃合天心。順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況民無常懷,惟德是懷;民無常歸,惟仁是歸,若為子孫計,無如布德推恩,依仁由義,自然六合之大業可成,億兆之洪基可保。”句句都是以民為旨。在邱祖的言論中有意抹去了過於濃厚的政治誘導色彩,而是以百姓安樂、天下太平的眾人心中的共同願景為敘述主旨,這自然可以得到歷經連年征伐之苦的成吉思汗的讚賞。

以重陽祖師和邱祖為代表的全真教所秉持和闡發的宗教理想,與以成吉思汗為代表的政治階層的家國理想,二者在終極目標上是完全相符的。

正基於此,儘管全真道一直宣導的是出世的思想,要求教徒遠離塵俗、出家修行,但從全真道早期祖師和朝廷之間的互動來看,這種或建立道觀闡化一方或獨自隱修開悟人天的修道方式,都不是棄萬民於不顧的。

自古神仙本來由人做,人道盡後才能行天道。清朝時期對邱祖的冊封以及對他偉大功績的認可,也正是說明以更加注重個人清修的全真道的存在是應和當時歷史發展必然的。當人們在戰亂中希望尋求到精神上的寄託、生理上的寄存時,正是全真道的出現,保證了戰火中百姓們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雙方面需求。

以此看來,全真道並不是一個出世的宗教。若僅僅以獨善其身的角度來理解“全真”二字也就太過於片面化了,否則全真道也就不可能成為道教發展到今時而呈現一家獨大的教派景象。而關於全真道在當今社會中,如何保持更積極意義的話題,相信從歷代祖師的行徑和教義也就可以窺得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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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若木雞

最好的修行是讓我們不受外物誘惑

《莊子·達生》與《列子·黃帝篇》中共同記載了一個關於鬥雞的故事,南華真人曾寫道:紀渻子是訓雞高手,齊王於是邀他訓練鬥雞。齊王求勝心切,三天兩頭派人詢問雞是否已經訓練好。紀渻子曾做了兩次拒絕:第一次,稱這只雞總是欲欲躍試,沉不住氣;第二次,稱這只雞不夠沉穩。直到第三次,紀渻子才把訓練好的雞帶到戰場上。當面對對方的叫囂和挑釁時,這只雞始終一動不動,而對方的雞卻被這副模樣嚇得不戰而逃了。

這則故事,即是成語“呆若木雞”的來歷。文中評價稱“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很多人會奇怪,為什麼這樣一隻看起來如同木頭一樣的雞,會在戰場上不戰而勝呢?答案其實很簡單。

紀渻子訓練雞時,先煞住了它的燥心,又安住它的定心,以至於在面對敵人的挑釁和周邊人群的鼓動時,它仍然能夠保持住身心意的巋然不動。不動,則無弱點;無弱點,則不可戰勝。即便它貌似呆板,實則心中早已波瀾不驚。不驚,則無懼;無懼,則戰無不勝。真正高明的訓練,早已超越了所有技巧,而是對心志的篤定。此與修行同理。

道祖在五千真文中曾提到,真正有道的人或許並不是身強力壯、武藝高強的勇士,但他們卻可以做到“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他是不會被外物所傷的。究其原因,只在於“以其無死地”。道教講的修行,最終的目的是希望人們能煉出一顆不為世事所困的心。在面對人生中遭遇的各種變化時,始終都能不生情動。生情,意味著心中有欲。如果不能把控欲望的尺度,就容易反受侵害。而這場欲的直接來源,就是自己。

道祖在《道德經》第13章中寫道:“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人們之所以會產生愛欲恨憎等等情態,皆是因為太過於在乎自己的身心,只關注物質的、表層次的滿足感。面對生活時,若總是產生不滿足的心態,覺得還可以擁有更多,欲望就會一點點膨脹,當超出一個人所能承受的限度,終將自食其果。道祖所言“無身”,並非是指不需要這個肉體,而是不要把心靈寄存於肉體的享受之上。所謂寄存,本質上乃是無形的拘系。人心本是純淨之體,卻被後天欲望耽染。一旦心性被七情六欲所迷,人生便如水之泄下,只能在世事中沉浮,卻難以找到脫身的彼岸。

更為遺憾的是,世人常常混淆欲望和需求的界限,並且把對欲求的追逐當成是人生的價值意義。當你把這等事看得越重,也就越容易陷入求不得的苦惱中。正如莊子在文中描述的那些鬥雞一樣,一心只求著勝利之後的功與名,終究有一天還會被其他人奪去。“甚愛必大費”,人們貪戀于一時擁有的美好,卻不知早已經身心癡迷,醉眼看花,又如何能見到世界的本真呢?不是世界看不清,而是自己雙眼被蒙蔽了。

道教談度人,便是要告訴人們人之為人,甚至於為善人、為上人、為清靜樸素之人的意義是什麼。唯有心中無雜念,不受聲色犬馬的誘惑,才能真正切切地做到“為腹不為目”。道祖是在告訴我們,為人的一些基本需求是需要尊重的,但若是在此基礎上只沉溺於耳目欣賞,難免會讓原本沉靜的心浮躁起來。

眾人看世界,第一眼看到的都是外在,尤其是當今社會中,人們早已經缺少慢慢去瞭解一個人的內心、一件事物的本質的耐心。然而,生活是需要品的,做人是需要磨的,如果沒有慢慢修證的過程,哪裡能具有看透世事後的淡然呢?紀渻子訓練出一隻不敗之禽的過程,正是先去掉欲念心、再去掉浮躁心,最後只留下一顆不為任何情況所動的恒一之心。當任何事情都不能引起情思的波動,於此,又怎麼會被外物所傷害呢?

還需要注意的是,不為外物所動並不能等同於不為外物所感。因外物而動情,是心念不定,所以需要以修行的名義來參悟出人間萬物所具有的通理,此即是“道”。道生萬物,又蘊含於萬物,以道的視角去看待世界和人生,便能知道萬事萬物各有根源且各自關聯。此時的你,是所有去留往來的關鍵樞紐,身心一旦妄動,憑藉一人之力必然無法控制萬緣齊發之態。能知此中厲害處,方能安分守己。此便是通道的狀態。與自身之道相通,以此理再去感於萬物,才能夠進一步與萬物之道相通。道教提倡與物相感,實則是修行的進階。

道教修行的妙處,還在於既要人們內守真我而去除妄想、妄想,更要求對自我身心的思慮都要忘卻。當真正達到空無所空的地步,不論是外緣還是內緣都再不能傷你分毫。紀渻子所訓木雞之呆,實則已達空無的修真高度。當你已經超越了塵俗世人的境界,便也不懼他人眼光的偏差對待,亦不怕自身欲求暗地作祟。心無所懼,還有什麼能對你造成傷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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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真人與四子真經

道教的“四大真人”和《四子真經》

道教的“四大真人”,指的是戰國時期著名的道家代表人物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也稱作道教“四子”。《四子真經》指的是他們四位分別對“道”的闡述的著作。即莊子的《南華真經》,文子的《通玄真經》,列子的《沖虛真經》和亢倉子的《洞靈真經》。

南華真人——莊子
莊子,即南華真人。為先秦道家學派的莊周,字子休,宋國蒙人。據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他“著書十余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以明《老子》之術。

莊子是老子思想的最好繼承者,在歷史上”老莊”並稱,共同建互了以”道”為核心的思想體系。他在《人間世》中說:”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即追求”道”的最高精神境界,做到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徹、見獨,從而修道、得道。他提出的萬物齊同,物我為一的“齊物論”、“天人合一”的思想,對後世的哲學影響極大。

唐玄宗天寶(742-756年)元年(742年)追封莊子為南華真人,到宋徽宗時,又追封莊周為“微妙無通真君”。所撰著的《莊子》一書,也被尊為《南華真經》。《漢書·藝文志》著錄五十二篇,今本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莊子》在哲學、文學上都有較高研究價值。它和《周易》、《老子》並稱為“三玄”。唐代的成玄英、孫思邈、李含光,宋代的 陳景元、褚秀,都曾注釋過《南華真經》,這些注本,現存於明代《正統道藏》中。《莊子》思想繼承了老子關於“道”的學說,對道教的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通玄真人——文子
通玄真人,為戰國末黃老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文子,姓辛名銒,一名計然,號龍拯,葵丘濮上人。曾受業于老子,范蠡之師。辛銒博采眾家之長,著《文子》一書,繼續闡揚道家思想。唐玄宗天寶元年封其為通玄真人,詔封其著為《通玄真經》。

《通玄真經》認為”道”即”氣”。如《文子·九守》說”道”:”窈窈冥冥,渾而為一……重濁之氣為地,精微之氣為天,精氣為人,清氣為蟲。”《文子·下德》:”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其次認為老子的無為”並非坐著不動,而是排除主觀臆斷,按客觀規律辦事,在《自然》篇中,他指出”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並主張依靠眾人的力量和智慧來辦事,如《下篇》曰:”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 《自然篇》曰:”用眾人之智力,烏獲不足持也;乘眾人之勢,天下不足用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他這種思想得到了當時社會的推崇。

洞靈真人——亢倉子
洞玄真人亢倉子為古代仙人,黃老新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又稱亢桑子、庚桑子,他姓庚桑,名楚,陳國人。唐玄宗天寶(742-756年)元年(742年),追封亢倉子其人為”洞靈真人”。《莊子·庚桑楚》稱庚桑子,為老聃之弟子,”偏得老聃之道”。《曆世真仙體道通鑒》卷四謂:庚桑子,陳人,得老君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居畏壘之山,其臣去之,其妾遠之,居三年,畏壘大穰。後游吳,隱毗陵盂峰,道成仙去,其乃老子的弟子。

《亢倉子》唐玄宗詔封其著為《洞靈真經》,主要解說老子之言,闡發老子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道家”道”的學說。唐天寶中尊為道教四子真經之一。亢倉子以為,道乃萬物本根。《亢倉子·全道》曰:”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 是故聖人之于聲也,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又稱:”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為全道之人。”這就是要達到一種清靜無為的自然境界,超脫一切榮辱得失的思慮,容身於道中,從而獲得至真之道。他的思想皆與《老子》之旨相合,故為道教一併崇奉。

沖虛真人——列子
列子 ,名禦寇,鄭國圃田人,在古籍中又寫作列圄寇、列圉寇或子列子,東周威烈王時期人。戰國時期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道家代表人物。終生致力於道德學問,曾師從關尹子、壺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隱居鄭國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靜修道。列子才穎逸而性沖澹,曲彌高而思寂寞,浩浩乎如馮虛禦風,飄飄乎如遺世獨立。主張循名責實,無為而治。

唐玄宗天寶元年封為”沖虛真人”,號其書為《沖虛真經》。《列子》一書為早期黃老道家重要典籍,主張清靜無為、獨立處世之思想,概括起來為”貴虛”和”貴正”。《列子》全書按章分為《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湯問》、《力命》、《楊朱》、《說符》等八篇,每篇均由多個寓言故事組成,其中有我們較為熟悉的,如《竊斧者也》、《夸父追日》、《愚公移山》、《杞人憂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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